1644年3月，李自成围攻北京，3月18日，北京城破，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自杀殉国。
李自成之所以揭竿而起，是自己在陕西的驿卒工作被裁撤，生活失去了来源，不得不通过造反来寻得出路；然而，能够振臂一呼而从者云集，从而席卷中原大地，推翻明王朝的原因，则是由于大多数像他这样的农民、小手工业者、破产商人底层阶级，被兵灾，蝗灾，饥荒，赋税等被逼的走投无路，从而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加入义军，来获取一线生机。
其中，赋税过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明朝末年，此时的明朝财政已经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官员和士兵经常连工资都发不出，但为了解决东北满洲南下的边患问题，崇祯帝不得不开证辽饷。
后来又加了剿饷（为了剿灭各地蜂起的起义军而设立的新税种）以及练饷（为了练兵所用）。这就是传说的明末的三饷。其实三饷并不沉重，但是却是间接导致明朝灭亡的第一大原因。
此话怎么说？在崇祯十年前，公元1637年之前，辽饷最高时，一年也就是650万两；分摊在每亩地上，一亩地也就多收一分二厘的银子。按照当时明朝的物价，一两银子可以买两石米，合180KG米，也就是说，一亩地多收三斤到四斤米的赋税。
哪怕是到了崇祯末期，三饷全部征收的数目算上，摊在每亩地上，也就一亩地三分银子，按照当时的物价，这笔多征收的税最多也就买8斤米。
正常的情况下，这样程度的赋税虽然给农民带来了一些负担和压力，但还远远没有闹到活不下去，甚至要揭竿而起的地步。但是现实中，正是由于三饷的征收，成了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让老百姓最终活不下去，最终官逼民反了。
为什么会闹到这步田地呢？这是因为中央朝廷的指示，文件是一回事，但是等到地方政府再真正落实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如同宋朝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想法是好的，但是让基层官吏去执行，所有的政策，想法都被执行的走了样，最终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地方上的官吏，不怕朝廷出各种政策，就怕上面不出政策。只要中央一出政策，下面的官僚阶级和各利益既得集团就会歪曲并违背其政策，欺上瞒下，巧立名目，加倍征收。把本该他们承担的责任或赋税转嫁到底层百姓头上，从而大发其财，从中牟利。
本来崇祯的本意，是一亩地最多也就征收0.03两银子，可真正等到了农民头上的时候，却被以十倍甚至百倍的数目进行征收。崇祯出台三饷的初衷是为了剿匪，为解决边患问题，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按说其目的和想法并不坏，甚至也是光明正大的。但是没有做到透明，公开、公正，当然也不可能做到透明，公开、公正；这样，给了既得利益集团钻了空子的机会。
既得利益集团们，通过各种手法来躲避这笔来自朝廷的税收。然而朝廷急需用钱，这笔税收最后无可挽回地落在了中下层阶级平民的头上，并且加上贪官污吏暗箱操作，横征暴敛，侵吞自肥，最终这笔要征收的税款的数目，如同滚雪球般的壮大，以十倍数十倍的体量压在了农民身上，最终不能承受之重，促成了“高迎祥们”“李自成们”的野蛮生长。
地方官吏有多黑就不用说了，那么，在庙堂之上的国之栋梁，那些中央的高级官员们呢？亦是如此。
东林党楚党浙党昆党等等也好，阉党也罢，相互侵轧，党争激烈，大家关心的主要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为了争权夺利斗得死去活来，哪有什么闲心思来管这些小民？
看看中央朝堂之上的这些所谓的社稷之臣，每天都关心的什么事。
所谓的“明末三大案”：梃击案，就是扯扯明光宗朱常洛当太子时，差点被人打一闷棍，其真相是什么？红丸案，朱常洛死了，临时前吃的红药丸究竟有什么阴谋？移宫案，朱常洛的小老婆李选侍赖在乾清宫，八卦下其内幕。
大家都在为三大案争得面红耳赤，脸红脖子粗，其实也没有人关心所谓的真相，更不在乎所谓的正义。大家关心的不过是自己的官位稳不稳，利益多不多，顺便利用这个风头铲除异己，党同伐异，为自己往上爬铺路。
在一定程度上，庙堂上的这帮身居高位的人，也是腐败行为的受益者。小民的死活？呵呵，真不好意思，他们还真不关心。
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自尽前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