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大明风华已经播出了五十多集了，时间线也已来到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土木之变亦称土木堡之变、土木之祸，指发生于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兵败并且被俘的事变。其后果堪比靖康之耻，然大明朝汲取宋朝的教训，没有迁都，就没有造成南北分治的局面，于谦等大臣功不可没。
瓦剌即漠西蒙古，也称卫拉特蒙古。土木堡是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的一个城堡，坐落于居庸关至大同长城一线的内侧，是长城防御系统组成部分。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六月，瓦剌太师也先屡次入侵明朝边境，明英宗亲率二十万精锐大军出征，计划从大同北上，与瓦剌在明朝边境决战。明军刚到达大同就接获太监郭敬的密报，得知瓦剌已做好准备，明军立即从大同班师东返，计划从居庸关回京。途中遭遇瓦剌多次袭击，大同、宣府接连失守，吴克忠与朱勇率领的两部大军共五六万人，在鹞儿岭惨败全军覆没。余下部队移师于土木堡被瓦剌袭击，明军战败投降，伤亡过半，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大臣战死。 [1]
当时京师二十万精锐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万。于谦力排众议请郕王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各府的运粮军驰援，人心渐定，也先送英宗回去，要求守城者开门，于谦等大臣私立郕王为帝，并亲自守城拒绝也先送英宗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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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叛犯
明朝兴起后，留在中原的蒙古人大部分退回大漠，北元分裂成东、西蒙古（明朝称东蒙古为鞑靼，西蒙古为瓦剌），彼此互争雄长，内斗不休。即便如此，终明一朝，也无法根除来自蒙古的巨大威胁，蒙古骑兵始终对明朝北方边境进行袭扰和掠夺，双方冲突不断。史书记载：“终明之世，边防甚重。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指的就是明朝政府长达200多年对北边蒙古的防御。
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分别遣使与鞑靼、瓦剌（又名卫拉特）“谕之通好”。瓦剌首领马哈木为借助明朝力量对付鞑靼，就向明朝称臣，明成祖亦分别封之为王。经长期征战，鞑靼势力不断削弱，瓦剌逐渐强大。
永乐十六年（1418年），马哈木之子脱欢袭父爵为顺宁王。几年之间，脱欢攻破鞑靼，兼并其众，又统一内部，其势日张，雄视漠北。脱欢立成吉思汗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受明朝封为太师，掌瓦剌部实权。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后，不仅漠南诸部全被征服，且东胁朝鲜，西略哈密，草原大半，尽为其所制。也先每年冬遣人贡马于明。起初所遣使者不过五十人，后贪朝廷厚赏，岁增至二千余人，并屡屡索要贵重难得之物。稍不遂，即制造事端，明廷所赐财物，不得不岁有所增。剧中则为宣德年间朱瞻基远征入侵外敌马哈木，一战而下，但自己也身负重伤，为后面的早夭做铺垫，也先十三骑败走西方，朱瞻基死后卷土重来。也先熬死了明朝时期最为能征善战的几位君主，后有使明军精锐净丧，使明朝武力在北方一蹶不振。但由于游牧民族特性，最终兵败被杀，是非功过只能任后人评说。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剌太师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诈称3000人，向明朝中央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按实际人数给赏，并减去马价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明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御敌。
英宗亲征
当时明英宗宠信宦官王振。张太后病逝，元老三杨或死或贬，王振更加擅作威福，无所忌惮，竟盗走明太祖朱元璋所立禁内臣干预朝政所立之铁碑。从此，大权独揽，广植私党，使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王林为锦衣卫佥事，其党羽个个升官进禄，飞黄腾达。他又排斥异己，陷害忠良。
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明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
1449年7月16日，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然后和王振带领约25万大军（号称50万）从北京出发。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百官护驾从征。
过程
指挥失误
行军路线
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即使是成国公朱勇在王振面前也要膝行而前；户部尚书王佐请皇帝回军，王振就命其跪在草丛里，直到天黑才能起来。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 。1449年7月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1449年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未交锋，镇守太监郭敬报告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导致士兵疲惫不堪。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449年8月13日，明军狼狈逃到土木堡，而瓦剌军紧追不舍。
全军覆没
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但王振不准。土木堡地势高，无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被瓦剌军占据，将士饥渴难耐，挖井二丈仍无水。 [4] 隔日瓦剌军队包围土木堡。也先遣使诈和，并主动撤离，以麻痹明军。明英宗不疑有诈，遣曹鼐起草诏书。王振下令移营就水，当明军大军移动时，饥渴难忍的军士一哄而起，奔向河边，乱成一团，瓦剌军伏兵四起，趁机发动总攻，仓促应战的明军被打得大败。明军二十余万人有三分之一战死，中伤居半。 [5] 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栗，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益，通政司左通政龚全安，太常寺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太仆寺少卿刘容，尚宝少卿凌铸，给事中包良佐、姚铣、鲍辉，中书舍人俞拱、潘澄、钱禺，监察御史张洪、黄裳、魏贞、夏诚、申祐、尹竑、童存德、孙庆、林祥凤，郎中齐汪、冯学明，员外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主事俞鉴、张塘、郑瑄、大理寺副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罗如墉，钦天监夏官正刘信，序班李恭、石玉这五十二名跟随明英宗远征的群臣皆死于混战中。明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愤怒至极，抡起铁锤砸碎了王振的脑袋。 （但据明英宗自己的回忆王振也是被瓦剌军杀死的）樊忠不久亦战死。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文选郎中李贤等数人侥幸逃出。明英宗看到突围无望，索性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 不一会儿，瓦刺兵冲上来，一个士兵上前要剥取明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与众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赛刊王在问明英宗时，明英宗反问道：“你是谁？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或者是赛刊王。”赛刊王感到明英宗说话的口气很大，立即报告也先，也先立即去向他请安行君臣礼，献上各种野味美食。 卫拉特还缴获马匹二十万头及无数衣甲器械辎重。明军精锐一战丧失殆尽，至此明军几乎再也不能踏出长城一步。
影响及后果
明朝
- 政治
土木之变致使明英宗被俘；四朝老臣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名随行出征的文官武将战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明英宗复位后更是杀了以于谦为首等众多权臣，导致明朝军政在土木之变之后第二次断层。
随着开国武人勋贵集团和靖难功臣集团在土木堡之变被消灭殆尽，皇帝只能通过内廷的宦官来制衡文官集团以贯彻自己的意志和整个国家的意志，文武大臣和君主离心离德，国势日蹙。
明英宗南归后，以及皇储问题，景泰、天顺年间，明朝皇权斗争愈发激烈，朝臣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左右摇摆、嫁祸诬陷，斗争也更加残酷。
此期间的内阁也并未发挥出它的作用。正统前期政归内阁，三杨为轴，制度也渐趋完善，但无法阻止自身实际作用的逐渐下降。土木事变发生前后，内阁作为与皇帝最为亲密的辅政机构，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既未阻止先期的王振擅权，在后期的北京保卫战和景泰、天顺的风云交替中也毫无建树，表现十分羸弱，于军国大事退避三舍。这段时期，内阁只能尴尬地任由宦官专政，或被皇帝轻视而任用于谦，倾心委政，以至朝臣不满，上书称于谦太过专权，请求六部大事须与内阁一同奏报施行，或是任由石亨、曹吉祥等奸佞决定摆布。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精锐军队损失殆尽，这必然会引起相关的政策、制度的重大变化，突出表现在边防形势和军事制度的改变上。尽管有景泰帝的改革，但也达不到明朝顶峰时的状态。边防政策由积极进攻转变为被动防守，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九边防御体系。军事制度上则是募兵制的兴起。
瓦剌
土木之变是明军不战自溃。北京围城不下，则蒙古内部矛盾也起了重要作用。不久，蒙古各部终于兵戎相见，脱脱不花汗败亡。也先称帝，但他无法解决造成封建割据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矛盾，而为人又心胸狭窄，荒于酒色，终于兵败被杀。
也有大批的蒙古人不愿在漠北过艰苦日子，借此机会转而投靠明朝，定居北京及北直隶各地。一些内地的汉人由于痛恨明朝暴政而投降也先，去了蒙古高原。
1449年的土木之变，是明朝中央军队第一次发生的一场失败战役。除了军事指挥错误的直接原因外，与长期以来明朝北方边防被破坏有密切关系，是北方边防废弛的必然结果。 而朝中的士大夫为防止明朝重蹈北宋灭亡覆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据当时亲历战役的大臣李贤回忆：“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