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后，曾经的帝师方孝孺因痛骂朱棣，而被诛杀十族，有学者将方孝孺视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位“以死报君”的士人。其实，我们翻看历史会发现，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往往与他们的最终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姚广孝曾为方孝孺求情
方孝孺本可以不死。《明史·方孝孺传》记载：“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
这个力保方孝孺的姚广孝，可不是一般人。燕王朱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他侄子朱允炆的江山，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和尚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对于朱棣来讲，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军师或者谋士这样的角色，说他是朱棣这次靖难之役的总智囊、总策划，也不为过分。
《明史》中描写的姚广孝和方孝孺，一为“目三角，形如病虎”的方外和尚，一为“虽粗蔬粝食”但“双眸炯炯”的读书种子；一为“颇毁先儒，识者鄙焉”的左道旁门，一为“讲学不倦，陈说道德”的一代学宗，两人几乎找不到共同点。
朱棣起事，檄文天下，以清君侧的名义，矛头指向建文帝倚为股肱的齐泰、黄子澄，其实，方孝孺作为建文帝的老师，在他眼里，也参与过对他的迫害，属于铲除的奸恶之列，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姚广孝求他“幸勿杀”，居然“颔之”，看来姚广孝面子够大。
朱棣到南京后，的确打算放方孝孺一马，甚至还想重用的。显然，姚广孝的话，是相当起作用的。然而，一切都如他所料，方孝孺“必不降”，朱棣也必“杀孝孺”。死难消息一传来，他只有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摇头轻叹了事。
深谙与狼共舞的姚广孝
从姚广孝一生的活动轨迹来看，他是一个不那么安分的和尚，不安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日子，是一个迫切追求成就感的知识分子。恰巧马皇后逝世，朱元璋把儿子从分封地集中到南京来守孝，据《明史·姚广孝传》：“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于是，姚广孝通过关系，与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挂上了钩。
姚广孝私下里对朱棣许诺：“你要用我的话，我会给王爷一顶白帽子戴。”如此露骨的暗示，连黄口小儿都猜得出来，“王”字上面加一“白”字，不就是一个“皇”字吗？朱棣心领神会，遂将姚广孝带回北平。
姚广孝那时“住持庆寿寺”，但“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朱棣当然想造他侄子的反，因为，建文帝接受了齐泰、黄子澄，还有方孝孺的削藩建议，正准备收拾他。但是，以一隅反天下，朱棣也不由得不心虚。有一天，他作对联，刚吟出上句，“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广孝立刻应口而出，“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作主”。“王”字出头，即为“主”，看似文字游戏的小手段，却起到坚定其信心的作用。
所以，没有姚广孝的煽动，朱棣未必敢举事，没有姚广孝的擘画，朱棣也未必能成事。起兵以后，靖难军经过两三年与中央军的拉锯战，姚广孝突出奇招，建议轻骑挺进，径取南京，“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朱棣很快渡过长江，取得天下。
所以，当这位特别倚仗的心腹，出来为方孝孺求情时，对于朱棣，那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朱棣起事，檄文天下，以清君侧的名义，矛头指向建文帝倚为股肱的齐泰、黄子澄，其实，方孝孺作为建文帝的老师，在他眼里，也参与过对他的迫害，属于铲除的奸恶之列，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姚广孝求他“幸勿杀”，居然“颔之”，看来姚广孝面子够大。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围绕在皇帝身边，说一不二，使帝王言听计从者，大有人在。但伴君如伴虎，最后能够得到好下场者，就比较罕见了。姚广孝这样一个不官不民、亦官亦民的和尚，作为皇帝的宾客，运筹帷幄，出谋画策，位极人臣，倚重中枢，最后能够善始善终，实在是极为奇特的例子。
姚广孝深谙与狼共舞的游戏规则。越得意，越检束；越成功，越退缩；越是登峰造极，也越要激流勇退。可是，能懂得这点道理而做到抽身自退者，实在太少。
《明史·姚广孝传》说：靖难之役，朱棣率军“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等朱棣得天下后，论功行赏，姚为第一，举朝上下，竭力推崇，甚至到了“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的亲昵程度，但姚广孝还是坚持在庙里，当他的和尚，做他的佛事。朱棣急了，“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官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 。
缺乏自知之明的方孝孺
与姚广孝相比，方孝孺，就缺乏自知之明了。
在南北激战的烽火硝烟之下，方孝孺居然还饶有兴致地引导建文帝进行复古改制的尝试，宫殿名、城门名，悉数恢复古称。官制，也按《周官》重订。最不可思议的，莫过于方孝孺计划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了。据明人姜清的《姜氏秘史》：“初，孝孺被召入京，王叔英预以书告之曰：‘天下事有可行于今者，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可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亦易，而乐其利。难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难，而受其患。此用世所以贵时措之宜也！’孝孺好古，故叔英及之。”显然，有识之士早看到了他性格中的愚直、迂腐、偏执的一面。
最可怕的，方孝孺不懂军事还要瞎指挥。他搞了一次缓兵计，派人到北平做燕王工作，赦他无罪，要他罢兵，谁知这位信使，到了那里，连大门也不敢出。他又搞了一次离间计，想挑拨燕王两个儿子内讧，哪知道事与愿违，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把送信人和信，一块儿交给他的父王，以示清白。
最后“燕兵遂渡江，时六月乙卯也。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方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缓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历史上有很多从京城出逃，然后回来复辟的帝王，为什么建文帝就不可以？何况，朱棣虽攻下京师，大半壁江山并不在他的控制之下，建文帝的回转余地还是很大的。然而，他要求朱允炆“死社稷”，这是方孝孺最为偏执的一招了。
于是，就有了《明史》卷141中的这段对话和随后的血腥场面：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