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渡之战看领导智慧

企业建设团队并建立团队间的相互信赖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唯其不易,才更需要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幸运的是,历史在这方面提供了许多丰富的教材,让后人可以不必亲历刀光血雨,就能从前人的经验教训中去体会学习。

东汉献帝建k Z .安五年(公元200年),中国北方的两大军阀袁绍和曹操在m f H官渡展开了长达八九个月的大会战$ { 7。双方都很清U U .楚: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从官渡之战看领导智慧

无论双{ B q h r f方的军事实力和所处的战略地位,曹操都处于下风。想不到,会战的结局跌破所有人的眼镜:投入战斗人数仅两三万人的曹军竟然大败多达十余万人的袁军。袁绍最终仅带着八百骑逃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抱恨而终。官渡之战成为曹操跃登中原霸主的关键之役,同时也成n u s O ] K N L了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克强的著名战役之一。

袁绍大败因为团队运作失灵

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是哪些必然和偶然的因素造成了袁绍的团队失灵?竞争成败$ q v的关键究竟在何处?

官渡之战七年后,27岁的诸葛亮在隆中向刘备简要地分析:“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诸葛所谓的“人谋Z D $ 3 [”,当指战略、智慧而言。曹操机智过人,麾下又是谋士如云,计如泉涌不足为奇。但反过来看,袁营中也R ( e d [ 6不乏能人,他手下的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田丰、沮授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智士。那么,从组织运作的观I F k w g 7点来看,袁绍的团队出了什么问题?袁绍本人的领导出了什么问题?

当袁绍发军s 8 +南下时,曹操聚集文武重臣商议对策,当中孔融和荀彧有这样一段论辩:

孔融:“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

荀彧曰:“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议和?”M q ) x C n

孔融:“袁绍士广民强。其部下如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臣也……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

荀彧笑曰:“……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 T # J / @ 4 h W,逢纪w 6 W y ! | `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纵有百万,何足道哉!”

孔融默然。

荀彧原来就是从袁绍阵营投奔曹操的,对袁的人马最了解。袁营其后发生的一连串内讧,果然验证了他的判断:

最有远见也最忠心的田丰,在大战前因直言忠O C o h i 4 -谏被D 6 ? z 8 T R 下狱,最终被逢纪谗言害死。

同样忠心耿耿的审配在军情紧急之际,将许攸子侄收捕下狱,逼h s x G ) S ( 5得许攸临阵叛逃曹营。

郭图用谗言逼走了袁绍手下大将张郃、高览。

从官渡之战看领导智慧

实际上,战事相持到十月时,曹营已经绝粮,必须向后方的许昌紧急求援。但袁绍手下的谋士许攸一反叛,并向曹操献计烧掉袁军在乌巢的粮草后,整个战局随之翻盘,急转直下。这是官渡之战最后的胜败关键所g 8 m u Y & 3在。推原论始,袁绍的军事失败,显然原因在他的团队失败、领导失败上。

曹操的头号智囊郭嘉说袁绍“外宽内忌、多谋少决”、“听谗惑乱、是非混淆”。袁营谋士虽多,但多相互攻讦,反观曹操手下的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满宠、刘晔、吕虔、毛玠等人才都能各安其位,从无相互谗害。因此曹操可说是拥有真正的班底,真正的团队。

领导的沟通方式决定下属的行为模式( V F E

为何这两位领导人的手下会有这样的差别?再加深入探寻的话,似乎可从他们的领导和沟通模式上看出一些端倪。

现代谈组织行为的[ M p &教科书,多把小团体的沟通网络分为三种形态:树状、轮型和星型。

树状的沟通模式是依循正式的组织体系,比较严谨,却也僵固;轮型是以领导为沟通的核心,打破层层传递的限制;星型网络则鼓励所有成员都要主动和其他人沟通。

以沟通风格而言,轮型比较凸显领导者的信息垄R q 4断地位,星型则较能让所有成员享有参与s W # S 5 _ y S P和满足感。至于哪一种模式较佳,是难有定论的,具体要看当时的情境、组织气候和领导人的风格而定。例如,战时可能较需要树状结构的速Z : p度,平日则不妨多鼓励星型模式,以* O J 8 X塑造参与感和团队精神。

从官渡之战看领导智慧

袁绍的沟通模式显然比较偏向树状或轮型。亦即:他会随机、个别征询& 2 u w部属的意见,同时部属也会个别向他反映意见,但部属彼此之间少有坦诚的横向沟通,而C W [ ~袁绍也很少采取众议方式来作决策。他本人既是个“有选择的倾听者”——只听他喜欢听的,Z d + i S T对逆耳忠言一概不采纳——又是个容易混淆是非,用一时结( G X U 5果来入人于罪的冲动型领导人。这种领导风格和沟通模式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袁的部属产生了“我只向老板负责”、“只要老板满意就行,别人无所谓”的意识和心理] q 0 r h X j _ {契约。久而久之,由于资源的排挤效应,大家都要想办法逢迎老板,以便得到赏识和信用的机会。接着——

当意见被采 ~ s K ! $纳,就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意见(而非团体的决策)成功,或谎报成功。万一失败,就想法子嫁祸于人。

如老板采纳别人的意见,便千方百计暗中阻挠,等着看别人出洋相。

上述二者都是人在功利性的树状组织中为求出头而容易产生的行为。如此陈陈相因、恶性循环,自然形成了袁氏公司虚矫不实的企业文化,以及其后无可挽救的大败局。

对照来看,曹操多半会将一个议题透过众议来让K t X } 5 | I大家相互辩难、分享智慧,以便得到最周延的思考。此外,曹操颇有容T 1 p ! q G t V人的雅量,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容纳“刚而犯上”的人才。

曹操“理人”而不是“管事”

但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曹操不光依“事功”来奖罚,而且能赏识具策略性、团队性的行为。

公元207年,曹操不B g y + - 9理曹洪等人的劝谏,q t r i出塞远征乌桓部族(今辽宁朝阳附近)。结果虽然S l h a 5 h n O取胜U h ` Q B m u P m,却也吃了不少苦头。回到易州基地后,他便赏赐行前= n { D ! 1 ` , c曾劝阻过他的人,承认自己只是侥幸成功,不足为法,并希望大家不要因意见不被采[ p x L T纳而不敢建言。

意见不被采纳都能得到奖赏,因此大家都能勇于提案,也不必相互妒忌。曹营中一旦形成决议,就再没有第二种声音或阳奉阴违,而能一致向目标努力。久而久之,曹操奖励的是人、团队、过程,而不仅仅是事、明星、结果。于是他的班底自然而然地成形了。

皇帝也需要班底,这班底指的不是私人的亲信,而是能真心协作的团队。马基维利主张让臣下相互斗争,君主好掌握所有的信息,防止部属们勾结造反,这在中世纪连V H p ) Q X * bZ { ` [ x u C 0战争、“信息即权力”的年代或许有理,但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任何一个小团体的老板都不应再靠垄断信息来驾驭团队,而应该将“管事”的心态调整到“理人”上头。只有靠健康的沟通模式) ) a : g =,才能让班底成员之间既有意见的激荡,又能共享愿景,成为真正的团队。假如袁绍能认识到这一点,官渡之战的历史,甚至整个中国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作者:王其鑫)

(田龙华c u 3 A }摘自《山海经人生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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