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善先生，知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1933年12月16日生于上海，系杜月笙最小的儿子，排行老七。
杜月笙有十一个儿女。1951年杜月笙逝世后，杜维善的母亲姚玉兰带着儿女及杜月笙的灵柩坐船到了台湾。
杜维善先生在上海博物馆
四太太姚玉兰是著名京剧演员，为杜月笙生养了二子和二女，杜维善、杜维嵩和杜美如、杜美霞。杜维善随母亲移居到台湾，完成了中等教育后，又赴澳大利亚学习地质学。留学的第三年，杜维善开始勤工俭学，到银矿当矿工，钻过矿井，画过图纸。杜维善毕业后回到台湾，做起了石油公司的地质师。
杜家后代的共同之处是都不走黑道，并且都受到良好教育，多数定居海外。杜维善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也曾多次回国。
杜维善先生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大批珍贵的\"丝绸之路\"古钱币和中亚古钱币之前，内地博物馆在这个领域的收藏和研究几乎是空白。自1991年起，杜维善已经先后7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古钱币总计2128枚，并且承担起为上海博物馆培养专业人才的任务，杜先生荣获上海市白玉兰奖。
下面的文章是杜先生的自述：
杜月笙的儿子：并不特殊
对“杜月笙的儿子”这个身份有什么特殊感受，坦率说，这问题我好像从来没想过。早期我出去做事也没人认识我，知道我的人我也不是常碰见，所以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自从做古钱收藏以后，知道我身份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会奇怪，因为大家认为我是个家庭背景很复杂的人，不可能有这种嗜好。我的出身不是我能选择的，我也没办法逃避这种命运。
其实小时候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少。我母亲跟父亲结婚后，她自己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坊16号，父亲和前三位夫人——我们称呼“前楼太太”、“二楼太太”和“三楼太太”住在华格臬路的老公馆里。老公馆不是我们去的地方，印象并不深。
姚玉兰（前排），后排左起：杜美如（杜月笙之女）、孟小冬、杜维善和
抗战爆发后，父亲先离开上海，借道香港到了重庆，我们和母亲一直住在上海，那段时间过得比较艰苦，平常用钱都得节省。记忆中，我们家很少吃米饭，都是以面食为主，我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那段时间我们过得还是挺苦的。那时候我才几岁，父亲多少有些担心我们。那时上海政治性绑票很多，如果日本人或伪政府的人把我绑了去，威胁他赶紧回上海，那岂不很麻烦？不过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也没地方去，无非是出门上学，或者出去逛逛。我那时候喜欢逛上海四马路，就是现在的福州路，那边都是书店，我喜欢逛书店。
直到抗战胜利的前两年，母亲才带我们到重庆与父亲团聚。因为父亲的生意和产业都在上海，所以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了上海，先是暂住在现在的锦江饭店，我们住在另一个朋友家里，彼此还是分开的。那时也不觉得父亲的身份有什么特殊，觉得一切很自然。
杜月笙先生
所以，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也就是1949年我们到了香港以后，但那时和父亲接触也不多。平时我早早就上学了，放学回来，吃完饭要睡觉了，见了面叫一声“父亲”，然后就快快走开。平常我们吃饭也是分开的，我、姐姐和母亲在一个台子上，父亲和一班人在另一个台子上。
前楼太太很早就去世了，剩下的四位夫人中，母亲和孟小冬的关系是最好的，其他两位夫人一天到晚地斗争。三哥、四哥的母亲就是和二哥的母亲吵得一塌糊涂，才带着两个儿子去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杜家，兄弟间的斗争也很厉害。父亲有11个孩子，我是男孩子中的第7个，但是因为我年龄小，也不住在一起，所以我也没涉及其中。父亲想培植大哥杜维藩，但实际上他是个阿斗。大哥喜欢喝酒，我父亲常常骂他：你代表我请客，可是客人刚刚到你就醉了，你还怎么代表我？但杜家的接班人始终是他，父亲的观念始终变不了，所以在他留的遗嘱里，长子和长孙的遗产多一份，其他几个都是平分——不过这些事情，也都成为旧中国的一个背影了。
爱京剧的父亲与孟小冬的往事
父亲喜欢京剧，他后来娶的两位太太——我母亲和孟小冬都是京剧演员。我的外祖母叫筱兰英，筱兰英与恩晓峰、李桂芬等，是中国第一代京剧女演员中最有成就的几位。李桂芬是卢燕的母亲，我喊她大姨，我们和卢燕家的关系很近，在上海时她也经常住在我们家。母亲叫姚玉兰，唱老旦出身，和父亲结婚后她还唱戏，但多是慈善演出或堂会之类。
父亲跟京剧界的关系也很好，当年无论多有名的京剧演员到上海，都会到我父亲那里去。他常常请客吃饭，高兴时也会在吃饭时唱几句。
父亲与梅兰芳很早就认识了，梅老板每次来上海都来拜访我父亲。梅兰芳和我父亲的关系、我父亲和孟小冬的关系应该分开来说。我父亲娶孟小冬做太太是梅、孟两人分开以后的事情。
因为都是京剧演员，孟小冬很早就和我母亲、外祖母比较接近。孟小冬离开梅兰芳一段时间后，和父亲结识，正式有往来是在40年代。
孟小冬与杜月笙
母亲把孟小冬当成自己人，也并不介意。她俩的关系时好时坏，有时候会吵架，一生气她就回了北京，过几个月又没事了。那段时间孟小冬给我母亲的信我现在还保存着，信里谈的都是生活上的事，母亲有时汇钱给她，她在北京有一帮朋友也经常到上海来，像吴家、朱家都是大家族，彼此间也都很熟。
我猜想父亲暗恋孟小冬好久了。一方面她唱得很好，用现在的眼光看，她也称得上是一位艺术家。另一方面孟小冬比较会用心计，也很会讨父亲喜欢，在我父亲面前常常会说笑话，逗他开心。孟小冬除了普通话，上海话讲得也很好，父亲可能跟她交流起来就比较顺畅。不像我母亲，虽然嫁给父亲那么多年，但基本不会讲上海话。后来我太太常常问我母亲怎么跟我父亲沟通，母亲回答：“他听得懂我讲话，我听不懂他讲话。”
梅兰芳与孟小冬的分手，并不是那么简单，可能牵涉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母亲有时候会跟我们讲他们分开时的一些事，母亲知道孟小冬和梅兰芳离开一定有条件。我母亲看不惯，因为她们都是唱戏出身的，她多少同情孟小冬。但是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也只有梅兰芳、福芝芳和孟小冬他们三个人才知道。梅葆玖不知道，许姬传也不知道——1983年我去看许老的时候，提起过这件事情，他都不清楚。我想《梅兰芳》这部电影也不会对这种关系有太多的涉及。
父亲和梅兰芳的关系也并没有因为孟小冬而受到影响。1947年父亲过60大寿，上海的中国大戏院组织了10天的堂会。梅兰芳和孟小冬都到上海演出了，但他们没有同台——10天的大轴，梅兰芳占8天，孟小冬占2天，回避了见面的尴尬。孟小冬此后只字不提梅兰芳，解放后，父亲和梅兰芳也没什么联系了。
孟小冬在堂会演出后谢幕
我想孟小冬对我父亲还是有感情的，否则她不会跟父亲一块儿到香港来。父亲在去世的一年前和她结婚就是给她一个名分，否则在遗嘱里怎么分财产呢？除了我们家人之外，那天参加婚礼的人并不多，大家一起吃了顿饭，拍了几张照片。婚礼的照片现在还存在上海历史博物馆里，其中有一张相片是我与马连良、万墨林和孟小冬弟子钱培荣的合影。
婚礼那天，孟小冬很高兴，久病的父亲也难得有了精神，他带病陪客。这段婚姻无所谓谁成全谁，他们之间是有感情的，我父亲一向重视她的艺术成就，孟小冬也很仰慕我父亲，她同父亲结婚不是报恩，也不是无奈的选择。再加上我母亲也在当中撮合，所以走在一起比较容易。现在出版的那些书，像《梨园冬皇孟小冬传》，讲我父亲怎么和孟小冬在一起的，他们说的那一套不可靠。
孟小冬与父亲结婚后，我们喊她“妈咪”，管自己的母亲叫娘娘。平时，孟小冬喊我母亲叫姐姐，在与父亲成为夫妻前，因为都是京剧演员，她们的关系都不错。孟小冬跟母亲的关系时好时坏，有时候总归要吵架，她们中间有时候也有很多事情摆不平。
孟小冬年轻时很漂亮，她从前抽大烟，但这也不影响她的唱功。孟小冬性格比较孤傲，晚年在香港、台湾的时候，她始终不唱，连清唱都不唱，最后一次清唱是在香港给张大千唱的，因为张大千喜欢听她的戏，这是面子很大的事情。虽然后来她不怎么唱戏了，但还是很有威望，我太太有一次问孟小冬：“您还预不预备唱啊？”孟小冬回答一句：“胡琴呢？”是啊，没有胡琴你怎么唱，给她拉胡琴的最后一个人是王瑞芝，他也去世了。
� 1952年，我们和母亲先去台湾，孟小冬先是一个人待在香港，直到1967年也到了台湾。孟小冬到台湾以后生活平淡，她自己租一个房子，独住。她早年在北平时领养过一个孩子，关于她怀了梅兰芳孩子的事是谣传。
孟小冬晚年过得不错。她没什么经济来源，就是靠我父亲留给她的和她自己当年挣的钱过活，她对钱也没有特别多的需求，就是希望有朋友每天到她那里去，像我太太、二姐去她那里打牌她就知足了。孟小冬对我们很亲近，拿我们当自己儿女一样，我们对她也很好。每天她家里面都有人，我母亲天天去。
孟小冬与尹德贞（章士钊太太）
前几年出的那一本《孟小冬传》，讲她有十大弟子，根本没这回事。有几个人经常到孟小冬家里去聊天、说戏。她的个性是这样的：她绝对不得罪人，所以你跑去问她“孟老师我唱得怎么样”，她的回答永远都是“好”。孟小冬突然之间生病了，去世了，他们实际上都没有拜过孟小冬，所以孟小冬去世后他们商量：我们在灵堂磕个头就算了。那天很多人都来灵堂给孟小冬磕头，都是弟子了？
所以说所谓“十大弟子”其实是一个大笑话。
孟小冬是1977年在台湾去世的。坦率说，对《梅兰芳》这部电影我并不特别关注。我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来拍，那这部电影肯定是没办法拍下去的，只能一半事实一半虚构。我更感兴趣的是章子怡扮演的孟小冬像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