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漫长的数千年封建社会中，唐王朝称得上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被女皇武则天尊称为“国老”的狄仁杰，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在虎狼出没、风云变幻的唐朝政治舞台上整整活跃了几十年，虽也几经沉浮，但最终还是得以保全，并留下了不少政绩。
当他九十三岁高龄病老而死时，连性格暴虐、杀人如麻的武则天都动了感情，流着眼泪，发出感人肺腑的赞叹：从此“朝堂空矣！”
狄仁杰得以善终，是否像有的封建政客那样，依靠圆滑的处世之道、奸诈的手腕权术？并非如此。他是以自己出众的智慧和计谋，才格外受到主子的青睐。下面几个片断，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左卫大将军权善才在监督一项工程时，不慎误砍了唐太宗昭陵上的一棵柏树，高宗李治闻讯后，下令要将他处死。
那时狄仁杰正担任大理寺丞，是一名审判官员，他认为这样做不符合法律，就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权善才的罪够不上死刑。
李治见有人反对，心里很不高兴，板着面孔说：“权善才非杀不可，否则联就亏了孝道，对不起父皇。”
在场的人见皇帝动了火，而狄仁杰还想争个明白，生怕会给他带来麻烦，暗中不停地使眼色，劝他不要再多嘴，赶快收场。
这时，狄仁杰已经意识到，跟皇上对着干、犯颜直谏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他灵机一动，转换了一种口气，诚恳地对李治说：“陛下，臣听说逆龙麟、顶撞君主，自古以来被看作是最难做到的事。臣下愚昧，却以为不然。”
“爱卿何出此言？”李治有些惊讶地问道。
“陛下，如果是在夏桀、殷纣的时代，逆龙麟确实是很难做到的。但如果是在尧、舜的时代，那就容易做到了。现在臣下有幸，遇到的是尧、舜，而不是夏桀、殷纣，所以不怕遭到像比干那样的杀身之祸。”
“汉文帝时，有人盗窃了高祖庙里的玉杯，汉文帝要给以灭族的处分，廷尉张释之当面谏诤，最后汉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只把罪犯一人弃市。
“魏文帝打算从冀州迁移十万户士兵家属到河南，侍中辛毗扯着魏文帝的衣襟力谏，最后魏文帝也采纳了他的意见。
“正所谓‘明主可以理夺，忠臣不可以威惧’，现在臣不能使陛下采纳臣的意见，臣死之后，在九泉之下也羞见张释之、辛毗。陛下制定的法律公布于众，什么样的罪，怎样判处都有规定，怎么能所犯的不是死罪，却要处死呢？
“一旦法律失去了准绳，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现在陛下仅仅因为昭陵上的一棵柏树，就要斩杀一员大将，后代人将会把陛下看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呢？这就是臣所以不敢执行陛下旨意的原因。”
听完狄仁杰的这一番长篇大论，展现在李治面前的是一位耿耿忠臣的一片赤胆忠心，他的脸色很快就变得温和了。最后接受了狄仁杰的意见，赦免了权善才的死罪。
又有一次，那已是武则天当政的时代，狄仁杰当时正出任豫州刺史。
前任豫州刺史越王李贞是唐太宗的儿子，他因不满武则天当皇帝，起兵谋反。李贞利用职权，胁迫了大约六七百人一起参预叛乱，还授予他们各种官职。
事变平息后，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认为，这六七百人都属于“逆人”，统统该判处死刑，还牵连到家属五千余人，将被籍没为奴。
身为刺史的狄仁杰却有不同意见，他以为那六七百人都是误入歧途者，不是真正的“逆人”，更何况他们的家属。但在朝堂上他没有公开为之争辩。
退朝后，狄仁杰给武则天上了一封密表，以婉转的措词说：“如果我当面奏明这些人无大罪，是受牵连者，似乎在为逆贼辩理，给人留下把柄，但如果不将情况如实向陛下反映清楚，又会背离陛下对百姓一向体恤的意旨。”
这份密奏感动了武则天，她终于下令将死罪改为流放，得救的人感激得涕泪交加，跪拜在德政碑下久久不肯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