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凡是去过南京明孝陵的人，都会发现明太祖朱元璋的墓前，立着一块大石碑，石碑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治隆唐宋。意思是说朱元璋开创的明朝，文治、武功超越了唐朝、宋朝。如此赞誉，出于谁手？不是别人，正是康熙皇帝。
据载，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每次都会派遣官员前往明孝陵祭拜，其中五次是亲自前往。和爷爷一样，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每一次都必定会到明孝陵“拈香奠酒”。
他们祭拜之时，都会行三跪九叩之礼，以皇帝之尊行此大礼，可谓是优渥有加。这些行为被当时的人们誉之为：“礼文隆渥，踰于常祀，是乃千古盛德之举。”
清朝夺了明朝的江山，满汉之别曾一度令清朝统治者们头疼不已。在这种情况下，不贬低前朝皇帝，就相当难得了，怎么还会对朱元璋如此客气？这很值得思索。
明清易代在当时被无数士人视为“天崩地坼”，之所以如此严重，绝不仅是因为政权的嬗替。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朝代更替，可能只有宋元之际和明清鼎革相类似，两者的共同点就是异族入主中原。
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非我族类，不入我论。”从这些论调中，不难读出王夫之对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的切齿之恨。
本来汉人在思想上就无法接受异族的清朝统治，而清初的“剃发令”以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暴政，更是火上浇油，彻底激起江南士民的强烈反抗。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朝统治者在全国局势稳定之后，到士风最为浓厚、遗民最为集中的江南拜谒明孝陵，其谋求满汉认同、消弭民族矛盾的诉求，就不言自明了。
想要消弭民族矛盾，首先就要消除文化隔阂，对于强势的中原儒家文化，清朝统治者唯有主动接纳并积极吸收。于是，在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皇帝在南巡归途中路经山东曲阜时，亲诣孔庙参谒。
这一次参谒的规格非常之高，礼仪也非常到位，康熙皇帝行了三跪九叩之大礼，亲笔题写了“万世师表”匾额，又赏赐了衍圣公，还免掉了曲阜一年的租赋。
孔庙的九叩礼，让人不由联想到半个月前，康熙皇帝在明孝陵前的三跪九叩。论及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朱元璋是无法与孔子相提并论的。但康熙皇帝对两人的祭拜，实质上是对满汉文化认同的诉求。
一个是万世师表的孔圣人，祭拜此人就代表着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一个是开创大明的明太祖，祭拜此人就代表着对前朝君主的优渥，正所谓：殊途而同归。
对于清初那批数量庞大的明朝遗民来说，明孝陵确实有着异乎寻常的象征意义，对孝陵的祭拜，其实就代表了对故国的追思，所以清初有相当多的人去“哭陵”。
大儒顾炎武就曾七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毕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孝陵已经成为那一代人寄托哀思和发泄情感的场所，也是已经灭亡的大明王朝的重要象征。
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来审视清帝的谒陵，就会发现其行为本身针对性是相当强的，其所指向的，正是那些谒陵的遗民们。
清帝的谒陵，尤其是前期康熙皇帝的祭拜，据说上至“垂白之叟”，下至“含哺之氓”，“父老从者数万人”，观者如堵，声势浩大，而其恭敬谦卑的做法，更被誉为“足超轶百代”。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清帝谒陵在当时所起到的轰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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