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军入关后对汉人执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同化奴役政策，此时涌现许多富有民族尊严的仁人志士，一腔热血鉴真情。在历史上，同有个朝代也如明朝有过类似的处境，那就是宋，同样在少数民族政权的吞并下出现了大批的殉节者。作为沿袭儒家文化的宋明两朝，在殉节者方面会不会有什么关联或者出入？
一些答案提到了明末殉国的数据，但目前还没有答案说明宋朝的数据。其实针对南宋士大夫去向的定量研究也不是没有。历史学家陈得芝先生发表的文章《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中，对宋理宗、度宗两朝的328名进士，这应该相对符合“士大夫”的标准，样本容量也比较大了，入元后的去向做了统计，结果如下：
自宋蒙战争爆发以后殉节者（包括战死和自杀）71人，占21.65%；
入元隐遁不仕者174人，占53.05%；
归降和出仕元朝者83人，占25.3%。
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宋朝士大夫在亡国时选择殉国者虽然有一定数量，但并不高，这还是包括了元军下江南之前的殉国者数据，题主说的好像普遍“选择投海自杀”一样，并非事实。
南宋士大夫中，最有名的两个殉国者一个是文天祥，一个是陆秀夫，后者确实是选择投海，前者虽拒绝投降，但也不是要非死不可，比如他曾说：“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也就是做道士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后来留梦炎等提醒忽必烈，文天祥若被释放可能会“复号召江南”，才使文天祥遇害。而文天祥本人显然对当时的宋朝士大夫是极其不满意的：朝廷养士三百年，无死节者。如心先生差强人意，不知今果死否？哀哉，哀哉！
宋末三杰 陆秀夫
这是在福建抗元的文天祥于1277年正月拒绝宋降将李珏、王积翁劝降的书信，其中提到的“死节”代表“如心先生”就是跟他一样是状元出身的陈文龙，他在兴化失守被俘后绝食而死。当然，“无死节者”的说法确实夸张，但也能反映当时殉节士大夫的数量是很少的，所以才令文天祥如此寒心。另外，殉国固然是一种气节的标准，但拒绝出仕元朝、以遗民自居的士大夫也不能说不如那些殉国的人有气节。写《铁函心史》、画兰不画土、“一心中国梦”的郑思肖，不也被公认为是很有气节的人物么！
南宋
总之，不可对宋末士风过高估计。宋度宗朝的史臣黄震在论述时之大弊时其中一条便是“士大夫无耻”（其余三个是民穷、兵弱、财乏）。一些在宋末攻击权臣而名噪一时的士人投降元朝，就更为人们所不齿，以致有“开庆六君子、至元三搭头”之讥--“六君子”指因攻击丁大全而被谪的潮头头，“三搭头”就是蒙古“婆焦”发型，讽刺黄镛、曾唯两位“君子”剃发降元之事。像题主所说“宋朝士大夫选择投海自杀”这种似是而非的印象，是经不起史实推敲的。
蒙古入主中原
提到宋金对比，比宋明对比更有意义，这点倒是不错。金是怎样一个情况呢？我们看元代文人虞集的一番话：
女真入中州，是为金国，几百年。国朝发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十百数。自古国亡，慷慨杀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
——《道园学古录》卷五，《田氏先友翰墨序》
虞集是出身江西的宋人后裔，没必要为金朝贴金。虽然没有明确数字，但可以肯定金末殉节者的人数是绝对不会少于南宋的，当然有其客观原因，成吉思汗、窝阔台时代的野蛮程度是远在忽必烈时代之上的。
清军入关
就明朝而言，降清的士大夫固然不少，但因为剃发令等因素，殉国者的数量亦颇可观，拒绝出仕而以遗民终老的就更多了。这方面的专门研究也不是没有，1997年台湾学者何冠彪出了本《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在第二章《明末士大夫的殉国人数》中提到清朝所修《胜朝殉节诸臣录》所载明末殉国人数为三千八百八十三人，并得出了“明季殉国人数为历朝之冠”的结论。士大夫有多少人殉国虽然无法明确统计，但肯定是不在少数的。不过作者又强调，相比明朝士大夫总人数，殉国者所占的百分率“实在微乎其微”，绝大部分士大夫选择弃死求生乃至出仕清廷，这跟宋末士大夫没有本质区别。
剃发
归根结底，人类的求生本能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战胜后天所灌输的信念的，但是犹豫下一个王朝的种种制度会改变很多殉节者的选择，在发与头之间，或是耻辱与荣誉，都是改变这群儒学士大夫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