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16年，或许在一个春意渐暖的四月天，12岁的林徽因与几位同在北京培华女中读书的表姊妹相约，去照相馆留影。
她们穿着清一色的培华女中的校服：上衣为深色的中式大襟袄服，却裁剪得修身合体，领口和袖口都镶了精致的西式花边，袖才过肘。下身为西式的百褶裙，才没膝盖，着深色长袜，脚蹬带搭扣的黑皮鞋。这一身学生装，采中西服饰之长，既有东方的清约婉丽，又带西方的轻快活泼，穿在豆蔻少女身上，娉娉袅袅，清新脱俗。
谁曾知，以林徽因为代表的女学生们即将在民国时代掀起一场时尚潮流。
林徽因和同学
短短两年后，知名的月份牌画家郑曼陀为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创作了一张广告画：画中，春光旖旎，桃花烂漫，一位女子倚于栏杆，她身着白底蓝花大袖斜襟上衣、深色格子裙，脚蹬搭扣白皮鞋，手中持一卷书，若有所思。她是一位女学生，穿着是素雅的学生装束，却被画上了堪称时尚风向标的广告画，在最热闹的十里洋场，被万众瞩目。她的书卷气质、她的浅衣素裙，宣告着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没错，是女学生，成为了时装偶像。
郑曼陀绘广告画
大众传媒风尚之下，一时间，无论是良家少女心，还是曲中佳丽，弃靓丽的浓抹艳妆，而学那女学生的浅衣淡妆，曾任《申报》主笔的黄协埙在其记录上海洋场风情的《淞南梦影录》中如此描述当时的时装：“家家姐妹费商量，不斗浓妆斗淡妆。想是名花宜素艳，一齐浅色看衣裳。”可见风靡之况。
至今，在民国主题的年代剧中，无论是《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还是《恰同学少年》中的陶斯咏，那一袭素淡的学生装，将女学生清水出芙蓉的美衬托得停停当当，代表着民国时代最青春的记忆，令后人依然追慕不已。
《金粉世家》剧照
《恰同学少年》剧照
那么，女学生是如何成为一个时代的时装偶像的呢？
女生该怎么穿？
着校服的林徽因，代表的是中国近代史上横空出世的一个女生群体。她们年轻、朝气蓬勃，又有着求知的热望，还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这样的一个女生群体，是前无古人的。
中国古代的女性，大抵无才便是德。少数家境殷实的书香门第，也有教女眷读书的，但只是延请塾师来家中教授，如贾雨村之于林黛玉。女子公然外出拜师求学，则为世俗所不容，于师于徒皆然。清代的大才子袁枚有随园女弟子五十余人，谈诗论道，好不风雅，他自己却被同时代的学者章学诚视为“无耻妄人”“蛊惑士女”，而女弟子们也遭到非难，“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实学可取”？
直至近代，西风东渐，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开设女校，招收女学生，所谓“教会所至，女塾接轨”（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而本土的开明有识之士，亦认识到女子教育于兴国智民的重要性，提出“欲强国必由女学”（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世情舆论之下，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将女子教育纳入学制系统，至民国肇兴，倡男女平权，各地女校更是如雨后春笋。
由是，有一大批女子走出闺阁，进入课堂，也进入社会视野之内。她们的穿衣打扮、一举一动，自然也曝光于世人评头论足的目光之中。
《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在《文明小史》中描写过这么一位进过学堂的少奶奶：“穿双外国皮靴，套件外国呢子的对襟褂子，一条油松辫子拖在背上，男不男，女不女的，满街上跑了去。”这位少奶奶进过学堂，自命也是女学生了。但是女学生该怎么穿，在晚清直至民国初期，尚无定论。于是乎，西洋、中土、女式、男式，女生们穿什么的都有，才有了少奶奶不伦不类的混搭风。
早期女学生的穿着是随意的，大抵如闺中打扮，依旧是晚清式样的传统旗袍、袄裙、袄裤之属。传统旗袍是满式服装，一件长袍从脖子到脚面，包裹到底，雍容肥大，而汉式的袄裙，也是衣长过膝盖，裙长没脚面。此种服装，宽大拖沓，实在不便外出行动。也有女学生巾帼不让须眉，穿上了男式的长袍马褂，但男女身材有异，女子着男装亦不适宜。
直至民国成立，咸与维新时，女学生的装束依然无一定论。当时女子常服按照1912年6月临时参议院提议《服制草案》的描述是“长与膝齐，襟右扣，用五纽，领高一寸五分，用暗扣，袖与手脉齐”（《新服制草案图说》，《民立报》1912年6月23日》），可见依旧是晚清长衣长袖的袄服一脉。而对于女生制服，民国政府只是规定女生以常服为制服，1912年教育部《学校制服规程令》曰：“女学生即以常服为制服，寒季用黑色和蓝色，暑季用白色或蓝色。……女学生自中等学校以上着裙，裙用黑色。……制服质料以本国制品之坚固朴素者为主。”此令规定的女生服装，只是颜色素净些，材质简朴些，至于形制，与通用常服无异，依旧将女生遮蔽得严严实实的，并不能体现其青春气息。
当时女学生穿的有特色的服装，恐怕就是操衣了。这是因为女生要参与体操等体育活动，拖沓的常服无法跑跳，故有操衣之制。操衣上装为短袄，束腰带，下穿裤子，裤腿以带绑束。为了美观，有些学校的操衣“领、袖、袴管上均饰有红镶边的宽黑条，穿上十分威武”。女生很喜欢操衣的轻便爽利，“操衣式样十分漂亮，……学员有终日穿操衣上课者，甚至有出外亦不换便衣者。”（《辛亥革命回忆录》(七)俞子夷《蔡元培与光复会革创时期》）以往女子服饰中虽也有袄裤，但是裤子需罩于长袄之下。女生操衣的“裤装外穿”，可谓是开风气之先了。但操衣毕竟只适用于运动场合，作为日常装束则不妥当。且在当时，“裤装外穿”又是青楼女子的风尚，女学生虽借体育之名得以穿裤，但裤装在当时尚属超前的，以至于出了校园，着裤的女学生会被人指摘笑骂。（弇邃《女子的体育》，《晨报》1921年3月29日）
民国女生的操衣
当女生装尚懵懂之时，男生装却走上了统一化、制服化的道路，仿日本引入西方军服式样的学生装，满堂学生整齐划一，洋溢尚武精神，体现出国家主义对学生的规训力量。但是，男生装的经验，并不能解决女生穿什么的问题：一来是相比男生，对女生的军事化、规训化的意识显然没那么强烈，二是男生装“拿来主义”的“拿来”之地日本，日后成为女生制服的水手服要到20世纪30年代方成熟，民国初期的日本女生上身穿简化的中长袖和服，下身穿一种称为“袴”的灯笼式裤裙，腰上束带，这种和风浓郁的服饰，显然也不便于拿来。至于完全西式的洋装，在当时尚未被广泛接受，只流行于少数时髦女子，更是无法在女生中推行。
女学生服无定制，一时间造成了一些混乱。大抵当时社会上抛头露面的女性，非女学生，便是青楼女子了。而这两个群体，在彼此注视中，于服饰上开始了互相模仿。有的女学生效法那曲中的新奇艳丽装束，如裤脚高悬，露出丝袜之类，这令观者大为扼腕，1912年《民立报》有文《学生效妓女妆饰》曰：“今日之妓女于女学生装饰无异，可叹。吾愿女学生首宜俭朴，勿以妖头怪状之态以谄人，致与妓女无分。”
而曲中佳人也效法女学生的素淡之装，以求博欢于新派人物。徐珂《清稗类钞》有云：“自女学堂大兴，而女学生无不淡妆雅服，洗尽铅华，无复当年涂粉抹脂之恶态，北里亦效之。故女子服饰，初由北里而传至良家，后则由良家而传至北里，此其变迁之迹，极端相反者也。”妓女仿效女学生装束却遭到了当局的强烈不满，盖因“女学生之人格极为尊贵”，岂容曲中仿效，故当局禁令屡出。如《申报》1912年11月25日有报道，道是有位上海警务长发现福佑路一带有妓女仿效女学生装束勾引青年，遂“令饬干练暗探在本境详细调查明白，速即禀复，以凭核办”。
终于，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13年7月10日，教育司发布了“取缔女学生之服装”的公告，正式对女学生服装进行规定，其原则自然是“维持风化起见”，不能再让女学生胡乱穿着之风再长下去了，故“查部令女学生，自中等学校以上着裙……裙用黑色，丝织布制，均无不可，总须贫富能办，全堂一致，以肃容止，以正风尚。”（《取缔女学生之服装》，《教育杂志》，1913年7月10日）此令一出，大抵框定了女学生制服的基本要素——黑裙，且要统一穿着，全堂一致。
黑裙成为定制，在此基础上发挥女红巧思，终将为横空出世的女学生群体定制出一款完美的新装。
“文明新装”掀起的时尚潮
1919年5月4日，在闻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后，义愤填膺的学生们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在年轻的人群中，亦有不少女学生，她们身着浅蓝色上衣、黑色下裙，朴素雅致，振臂高呼，英姿飒爽。这场浩浩荡荡的“五四”运动也是一场新女性的集体亮相，而她们令人印象深刻的服装便是“文明新装”。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中的五四运动场景
文明新装肇始于20世纪10年代，于20年代风靡一时。它被冠以“文明新装”这样一个名字，象征着进步、求新，正与朝气蓬勃的女生气质甚相契合。或许是“五四”运动中，它给人的印象太过深刻，时至今日，它还被叫作“五四装”。
“文明新装”其实渊源深厚，其基础样式合于“上衣下裳”的古制，是传统袄裙的近代变体。但与缤纷繁饰、罗绮遍体，动不动七镶七绲的晚清传统袄裙相比，文明新装一扫绮丽繁琐之貌，亦无尊卑等级之别，上为青白灰等浅色的短衫，下为黑裙，朴质素雅，似四月天的清新，体现了一种新时代的审美情趣。
“文明新装”的上衣为一种被称为“倒大袖”的袄服，所谓“倒大袖”者，乃是袖口大于袖窿，状如喇叭口。“倒大袖”依然因循的是中式平面裁剪法，且大部分保留了传统的大襟右衽，但是它又根据时代审美，做了不少大胆的改造：
晚清袄服一般要长至膝，至少是臀下，且十分宽大，女子穿着时，身体曲线完全被遮蔽。而受西方服饰合体观念影响，“倒大袖”上衣的长度缩短，下摆只及臀，甚至及腰，有的几乎露出小腹，下摆呈弧形，且腰身两侧有收腰处理，上身时，能勾勒出女子凹凸有致的身体曲线。袖口及肘部，使手腕外露。虽然腰身紧了，但宽大的衣袖却突显了中式服装的宽松感和飘逸感。故“倒大袖”该紧的紧，该松的松，兼采中西服饰之长，呈现出轻快活泼的青春感。
倒大袖
在细节上，“倒大袖”还吸收了不少西方元素，使之更具时尚感和实用性。如传统袄服有繁琐的卷边和绲边，还有花样复杂的盘扣，而“倒大袖”流行以西式蕾丝花边做边缘装饰，扣头改用金属、陶珠、玻璃，甚至直接用西式纽扣或拉链，使穿着更为便利，也大大降低了制作成本。为了适宜盛放一些贴身物品，有些“倒大袖”还在门襟内设计了口袋。
倒大袖
“倒大袖”整体风格简约明快，得到开明人士的赞许，1920年4月11日《民国日报》上有瀞谷《服装问题》一文曰：“短衫在精神上、卫生上，都比长衫好得多，在工作上又很便当。”
“文明新装”的下裙也需大刀阔斧地改造出来。晚清袄裙流行的式样为马面裙，它需以系带系于腰间，打有密密裙褶，在前面有半幅宽的交叠，外面盖有马面裙门。且马面裙很长，几乎盖没脚面。这种裙，虽则雍容华贵，显然只适合足不出户的太太小姐。张爱玲在《更衣记》中说，“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
“文明新装”对裙子改造，受了近代西式裙式的影响，去除传统马面，减少裙褶，简化造型装饰，缩短裙长，由及脚至及脚踝，甚至短至才及膝盖，裙子的穿着方式也由围系式转变为套穿式，便捷甚多。女学生穿之，轻盈如云，潇洒自由，跑跳也无障碍。
经这一番脱胎换骨后，传统袄裙变为“文明新装”，是从精神气质到审美意趣焕然一新的装束，为女学生所喜爱，也成为她们的典型服饰。
张恨水的《春明外史》便讲了这么个事儿，道是有两位女客来拜会杨杏园，杏园出来相见，在电灯下仔细一看，只见 “二人都是穿着灰布褂，黑绸裙，而且各蹬一双半截漏空的皮鞋。那年纪大的梳了头，小的却剪了发，不用说，这是正式的女学生装束。”可见一身浅衣黑裙的文明新装，在时人的眼中，已是女学生的标志，一见便知了。
文明新装
“文明新装”的初衷只是为女学生提供一种合适的服装式样，但它一甫问世，却意外地掀起了时尚的浪潮。
颇通时尚的张爱玲在《更衣记》表达了对这个时代服装的敏锐观感：“时装上也显现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是的，民国初年，是一个天真轻快的时代，帝制被推翻，封建的束缚连同那些禁锢人的繁重衣饰一起被挣脱掉，新生的国家，人民充满憧憬。而女学生，就是这个时代的缪斯。
以往的时尚源头，若非宫掖之内，便是曲中之地，而所谓时尚，无非争奇斗艳，以取悦于人。但由女学生带起的这波时尚却迥然不同。女学生这个群体具有强烈的进步意义，她们是时代的先锋，是新女性的代表，1924年《妇女杂志》中《女学生服装问题》如此论述女学生的责任：“女学生是女界的领袖，有作先锋的义务；所以各种妇女问题，该当先由女学生做起。”女学生的“文明新装”也引导着服装界的革命。
服装，在中国人的概念中，非独私人品味之事，亦关乎国家气象。张竞生在《美的人生观》中曾如此提到服装的改革：“改易心理难，改易外貌易。若能把这个病态的丑陋的服装改变，自然可以逐渐推及于精神上的改良。但我不是主张如从前易朝时必改服的那样无理取闹。我所要改易的新装当按上头所说的四个细目：最经济，最卫生，最合用，最美趣——为标准。”以此为标准，“文明新装”当之无愧：它多用本土坚固朴素之布料，女生无论家境丰俭，皆宜备置，合乎经济；它式样清爽大方，无过多装饰，方便清理洗涤，合乎卫生；它合身适体，穿着之能跑能跳，甚为合用；它具有独特的美学意味，成为民国一道靓丽风景，甚为美趣。
经女学生带起的清新淡雅的文明新装时尚，很快就风靡一时。 在20世纪20年代留下的旧时影像中，清新的文明新装穿在了那一个个朝气蓬勃的女学生身上。甚至在她们生命中的重要场合，文明新装依然伴随。1925年8月，新婚燕尔的邓颖超从天津匆匆赶到广州，在那里与周恩来拍了张“结婚照”，在这对新式夫妻的结婚照中，新娘穿的不是凤冠霞帔，也不是婚纱长裙，而是一袭素雅的文明新装，白衣黑裙的简单搭配，映着她年轻的脸庞，表达着新时代女性的独立自信。
周恩来与邓颖超合影
甚至，文明新装还代表着国家形象，出现在举世瞩目的场合。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在民国历史上这样的隆重时刻，在留下的影像中可见，孙中山着一袭浅色中山装，庄重得体，而其旁的夫人宋庆龄，穿的却是典型的文明新装，浅色的倒大袖上衣配黑色裙。如此翩翩轻快的装束，向世界宣告着这个古老民族的新鲜气象。
孙中山与宋庆龄
旗袍风吹进了校园
1941年的一个初夏，那日阳光正明媚，四位燕京大学的女生走出位于燕园的宿舍楼。女生们烫着时尚的卷发，穿着旗袍，手持书本，正走向课堂。有心的摄影师留下了这一瞬的美好。女生们穿的旗袍，高领，短袖，长过膝盖，为或浅或深的素色，间有搭配小坎肩的，整体显得落落大方。但是若翻出1922年燕京大学女生在女子学院大门前的一张合影的话，便明显可以发现，在这近20年间，时尚已发生变化：20年代风靡的文明新装，已经被旗袍所取代了。
1941年的燕京大学女生
1922年的燕京大学女生
风起于青萍之末，张爱玲在《更衣记》中的那句话广为人知：“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原本发源于满洲旗装的这种服饰，在悄悄地改头换面，“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张爱玲《更衣记》）
旗袍的蝶化，没有那么多的进步含义政治意味，只是为了美，为的是把人体的美表达出来。张爱玲说的，“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
而旗袍之风，则是由时尚界的新宠——电影明星、月份牌女郎等大众传媒领域的美女所带动起来的。如果说“文明新装”对女性身体美的表达只是微露萌芽的话，那么旗袍则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中西式剪裁之长，宛转动人地勾勒出女性的美。如此迷人的服装，再经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倾倒众生。
由此，由女学生带动文明新装风潮将被由明星名媛带动的旗袍之风所取代。
这也是难怪的。至20年代末，民国成立已有了近20年，起先那种咸与维新的劲头，渐渐地弱了下去。女学生群体在社会中显得更为司空见惯，其光环也在减弱。“文明新装”带来的淡雅风范，或许一开始如山野小菜，令人一新，但长久茹素，也会生厌。加之“文明新装”过度强调素淡简朴，只准单一素色，除了色调，连用料也框死了，要求不尚华丽，舍昂而求廉，不外洋纱麻纱之类。文明新装的停滞不前，使其在30年代逐渐被时尚所放弃。
而30年代，虽然国内外形势依然严峻，但大城市的十里洋场却是歌舞升平，舶来的洋货琳琅满目，大众媒体打造出的明星光彩耀眼，在这个摩登年代，于时装，人们不再需要那么多的高尚意义，而更关注美本身。电影和广告画中婀娜多姿的女郎，身着一袭剪裁合体的旗袍，才是那个时代美的化身。
风潮之下，女学生们也纷纷穿上了旗袍。
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了《玲珑》杂志，是当时女学生们的心头好，按张爱玲的说法，“30年代的上海女学生手上总有一册《玲珑》”。这套杂志，可谓是女学生们的时装指南，其上刊登的美女照片，除名媛明星外，多以女生为主，而女生们大多穿着一身靓丽的旗袍。
民国《玲珑》杂志
尽管女学生的时装偶像地位被动摇了，但是其独特的气质和品味，还是在花枝招展的时尚界穿出了自己的风格。
1933年《玲珑》上一篇题为《不要穿着时新样式的衣服》的文章如此写道：“穿素色的衣服未必会比不上那鲜艳颜色的衣服，譬如咖啡色、深绿色都很好看，至于面色白的人，可以穿橘黄的颜色。”除了颜色素雅外，首先版型更宽松些，以中袖和长袖为主，裙长过膝，对身体的遮掩度更高。其此，旗袍整体素洁无繁饰，颜色也用蓝白等色，至阴丹士林蓝布流行，女生旗袍多取以为材，又时兴用国产本白或毛蓝布（又称“爱国布”），力求经济简朴。
穿旗袍的女学生
因此，女学生虽然循潮流而穿上了旗袍，但其旗袍又延续着女生装端庄素雅的一贯特色，具有明显的辨识度。反过来，女学生的旗袍在遍地开花的旗袍中成为独树一帜的清流，在时尚中保持一席之地。
故效法者依然有之，拂云生《十里莺花梦》中记载一段妓女莺莺与下人的对话，可为管窥：“你当我上学堂也打扮的出堂差一样吗？爱国布旗袍一件，本色面孔一只，那一个敢说我不是女学生？”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30年代末，日本全面侵华，民族到了危亡时刻，国土沦丧迫使大批院校西迁。颠沛流离间，旗袍连同对美的念想被收入箱底，而更便利的西装被女生穿在了身上。在一张拍摄于40年代的圣玛利亚女中的毕业照中，八位女生中只有一位还穿着旗袍，其余皆穿上了西式外套、绒线编织服、西式衬衫、长裤等。
值得注意的是，女生所穿西装多有中性化的意味，大抵是要穿着简单舒适，耐磨经用的，服装不再注重表现女性美。而这种女生服饰中的去性别化倾向，将一直延续至建国后的很长时间。
尽管民国女学生的时尚偶像之风已成往事，但那青春的面容和衣衫，凝固在旧照片里，鲜活在年代剧中，是人们遥望那个时代时，最明媚的幻想。时至今日，每当毕业季来临，在校园里，还会看见穿着民国学生装的少男少女们，他们欢笑，哭泣，留下合影，与校园与青春依依惜别。特别是女学生的青衣黑裙，衣袂翩翩，洋溢着朝气之美和怀旧的情愫。可见，民国女学生开启的这一时尚之风，并未断绝，而是流韵至今。
（原创稿件，原刊于《中华遗产》2019年5月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