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财政扩张做了具体部署,其中提到的“特别国债”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我们就详细聊一聊。特别国债不同于一般国债,他期限长、利率低,只服务于特定项目,而不纳入一般预算管理,当然也就不必列入中央财政预算赤字。特别国债以中央政府信用背书,国务院只需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而无需全国人大审议批准。
纵观全球各国旨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金融危机或对冲主权信用危机时发行,正是基于特别国债传递出的特别信号,所以即使在货币政策并不独立的中国央行发行特别国债,也异常慎重,历史上只在1998年和2007年发行过两次特别国债。
1998年时面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了2700亿元长期特别国债,筹集资金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2007年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购买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中投公司的资本金。
历史上两次发行特别国债前后都有深刻复杂的经济背景。新中国成立前30年,银行是政府的下属部门,那时没有贷款这个说法,所以不是贷款而是拨款。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学习了西方现代银行的管理模式,1985年才全面推行“拨改贷”,这是中国市场化金融改革的蹒跚学步阶段。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让决策层深刻意识到,资产不良率可以让庞大的银行在金融冲击面前“不堪一击”。当时四大国航的资产不良率平均高达25%,资本冲击充足率仅有5%,未达到规定标准,而且很多人认为实际的不良率可能更高。
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总资本充足率不能低于8%,所以当时国内银行基本上都以“技术性破产”,所谓技术性破产,和银行呆账类似,就是贷款到期不能收回。而事实层面上的破产对应的是银行坏账,也就是彻底不能收回的债务。
最后是法律意义上的破产,就是贷款单位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被法院依法宣告破产。
1998年8月发行2700亿,长期特别特别国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高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使其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解决坏账问题对银行体系的冲击。而2007年的情况,从当时的国际背景来看,国际经济处于失衡状态,次贷危机出现端倪,财政部再次发行1.55万亿特别国债,注资成立中投公司,由农行进行购买。
但按照发行过程来看,央行才是事实上的出资人,而农行只是一个“过手机构”,这种操作就是为规避央行不能对财政透支的限制,所以看起来是遵守财政纪律的,实际上并没有还是央行为财政融资算得上中国版的量化宽松。
关于2020年的特别国债,有人认为会用来投资新基建,其实直接投资基建的可能性并不高,特别国债的用途也一定要够特别才行。往往是普通国债和地方债无法覆盖的领域。而基建融资可以通过增加地方专项债、专项债作资本金撬动社会资金等方式来实现,完全不需要特别国债。
所以,坊间猜测资金用途可能有几个方向,
一是定向支持损失较为严重的地区,以帮助当地恢复经济。
二是定向帮助受冲击较大的贫困人口给予适当补助。
当然这些政策也是有利于刺激投资,刺激消费,只是相对间接罢了。
其实近期的一系列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于“老是干活”存钱、养家糊口的人,是比较悲观的,他们的资产增值速度会比较慢,虽然存款在变多,但是在社会中占有的资源肯定是在相对变少的。
而普通人离央行太远了,从央行和财政部流出来的水,他们也很难得意。接下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现象还会加剧。但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这些政策,普通人可能连老是“干活”的机会都会没了,我们只能说这是两相权衡取其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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